2016 巨蛋外的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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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於密契的生命敬畏–論莊普《巨蛋外的噴泉》作品

朱文海 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專業博士

《巨蛋外的噴泉》是莊普2016年秋季的新作,此件作品延續了2005年《抽屜裡的山水》(圖一)一作所使用的魯班尺作為基本元素,相較之下前者是將中國自古以來作為製作工具的魯班尺,其背後所代表的形上意義更為放大誇張,甚至於超越了作品的視覺形構,以此招致了我們對於神秘的東方自然觀(天人合一)如何影響人生以及藝術創作的思維,這是莊普近年來的作品中不斷地使用西方的創作形式,但是卻在作品的內涵上引入了傳統東方的精神與形上意義,成為具有混喻特徵的當代藝術現象。(圖二)

從上帝決定到重返天人合一的形構特徵

西方的現代美學肇端於鮑姆嘉通(A. G. Baumgarten,1714-1762 ),然而系統性的學說卻是在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那裡完成。康德的美學理論圍繞著天才特有的品味,而絕美作品的創作形式正是天才生而有之的先天(先驗)能力,從而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上帝的創作觀。然而,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使得藝術的創作生成不會著眼於藝術家自我主體上的品味與造型能力,而是將自我融攝於萬物自然的道體當中,這個形而上的道體從而根本上決定了他們看待世界以及審美的方式,這個審美的道體在日本是‘物哀’與‘幽玄’ (註一),在中國便是‘易經’所衍生下的天人合一暨其流瀉於生命的遭遇與可能的宿命。然而,我們會去質疑:藝術不就是藝術作品本身,何以需要那些旁枝末節的生命宇宙觀來干擾我們對於純然的藝術之認識?事實上,這是一個藝術起源的問題(所有的東方藝術至今仍然是處在這種起源的脈絡上)而不是那種十八世紀以來由觀念論(Idealism)而起的純藝術(Fine Art)問題。近現代以來的藝術發展,基本上是奠基於康德而起的觀念論,儘管這樣的美學觀也產生了以表現人類生存逆境之美的浪漫派(Romanticism),但是它的根基(道體)仍然是處於內在精神層次而不是與自然世界共融的生存模式。因此康德以來精神的形式化直到現代主義的‘形式即精神’創作觀,從本質上來說仍是以天才品味為主的上帝創作觀,至於二次戰後的新表現主義,才能見到其返回生存脈絡。

如果我們可以從當今的創作角度去探視莊普在《巨蛋外的噴泉》,那麼便可以發掘他將神秘的東方自然觀(生命宇宙觀)運用在藝術上的意義與影響,這個連結使得他對於現代主義以來的精神形式藉由自然神秘的內在連結而解放,使得自己得以從一個更為宏觀的角度去看待藝術,而不是由視覺形構的形式感並可能導致的形式主義危機。在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地去理解,莊普身為八〇年代的現代主義健將,其所信奉的藝術被反映於精神與作品上的內在與外在純粹性,在後來的藝術觀察中他意識到了人的精神是和外在文化相互連結,因此那便是一種具有理解性質的表現,而不是封閉於人的內在品味。如此思考,使得他會尋求古老的易經所具有的自然神秘性質作為詮釋與理解的文本,也就是我們在近年來經常看見何以他的作品《召喚神話》、《斜角上遇馬遠》等總是向著具有時間和歷史內在的解釋性質去尋求一種解釋性的表現,因此這樣的作品分別蘊含了創作者的生命經驗或是歷史視域,而得以作為作品的內在意義,然而更重要的是創作者經歷了現代主義的主體性思維,其經由自身文化的形上內涵影響而重返於自然精神的合一所顯現的聆聽狀態。

將藝術置於‘重返密契的生命敬畏’

對於藝術的起源方式在上一個世紀初,曾經在人類學的領域中引起了廣大的流行性探討。其中的巫術起源說,直到了今天依然是一個處於藝術範疇內值得深思的學說。若是我們能夠理解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一書,以及愛德華.泰勒(Edward Tylor)在他的著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一書,對於萬靈論的想像力來源是立基於非審美動機的現實緊迫性,那麼將會助於去理解莊普《巨蛋外的噴泉》作品中,《易經》象徵的天人合一,事實上是被生命處境的現實性與緊迫性所圍繞。莊普好奇於春秋末年魯班尺(約公元前四百多年前)所具的“數”竟然主宰著中國人在實用以及美感上的雙重特徵。如同人類學研究古代氏族圖騰代表的福祉和禁忌,魯班尺當中的“數”是能丈量人生的生、老、病、死等吉厄,它成功的建造了當時的皇宮、傢俱,至今仍是華人區域普遍使用的建造工具,《巨蛋外的噴泉》是用魯班尺上的各個不同吉祥的刻度,去製作了似八卦的底座及似噴出的每條水柱,以表達現在及未來仍使用有歷史有文化的尺寸可以帶來 平安、財富、健康及幸福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觀察到莊普在此作品中所採用的思維方式,與原始民族在對於現實世界混入萬物有靈的表象類同,而與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所說的“泛靈主義藝術”思維極為近似,這在原始時代是被表現為“將精靈崇拜的恐懼意識,朝向將看不見世界的力量與現實世界的對等替換。”但是在莊普的《巨蛋外的噴泉》作品卻與原始藝術有著文化上的些許差異而被表現於:在一方面是由於人類文明造成的意義平面化過程;而在另一方面則是中國人對於天人合一的理解方式,始終是處於一種樂觀積極的態度。上述這兩種文明過程和文化差異,使得創作者對於此件作品的過程與外界發生的現象產生想像性的連結(樂觀的想像),他說:台北大巨蛋的過程如此的坎坷,而此作品製作期間卻恰巧是遠雄與台北市政府達成共識,因此我將它命名為《巨蛋外的噴泉》。如果大巨蛋能夠按照魯班尺去丈量設計,那麼就不會如同現在那麼坎坷。儘管這樣的說法看似無稽或是一廂情願,但是我們還是得進一步地看待藝術創作脈絡時,關於藝術的想像性思考不同於我們的日常邏輯性。因為啟動泛靈論的動因是涉及到一個二元世界,一個靈與肉相互關聯的世界,存在觀象背後是神秘的力量,這種力量只有通過 “想象性感知”(conceived imaginatively)才能被看見。因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莊普並不竭力表現任何現實和任何存在,而是竭力跨越現實,達到超然存在。那麼,莊普如何表現這種超然存在呢?他只能通過對現實進行抽象,只能通過尋求一種基本結構和物體的骨幹才能表現超然存在,他藉由魯班尺拉伸去描繪噴泉,並停格於最吉利的數字中去想像精神與現實的結合,他相信如此的結合將會使得每一滴噴出的水都會是甘泉。(圖三)

每一個人心中都有著一種共同的冀求,就是對於希望、成長、幸福、平安…的切盼,古代的中國現實是一個天災頻仍的社會,因此將自己不可改變的命運透過想像力結合於自然神秘力量,而得以說服我們生命是可能超越並值得追尋。以此我們也重新發現了想像力的根本是源生於和生命搏鬥的過程,其與現代藝術著重於物質造型的視覺理論,有著根本不同的想象力源頭,莊普將藝術置於密契的生命敬畏中,提醒了我們一直以來創作天才論以外,藝術本來是源於自然生存中生命的繁衍與禁忌,因此它總是與文化性的生成因素相互關聯而不能自落於純粹性的追求,並足以成為我們在創作中的想像性來源。

註一 ‘物哀’與‘幽玄’為日本古代已有的美學概念,主要的內涵是將人的感嘆發展成為複雜的感動,從而深化主體情感。這種審美方式至今仍然影響著日本民族的審美觀。